四川盆地等区域将现强降雨 中国气象局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道家源于黄老，墨家始于尹佚，班氏明言其出，明述其流……谓孔子之教必符合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腊之七贤始得流传千古，岂不谬哉。

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在引用西方论著的中译文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⑩] 密尔（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三、可欲之谓善 有益虽然是善字的核心语义，却没有涵盖它的全部意蕴，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不仅《孟子·尽心下》给出过可欲之谓善的定义，而且亚里士多德也断言善是欲求的目的了。诚然，老子、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大师主要还是从这样那样的规范性立场出发，告诉人们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坏。于是，汉语里同一个好字的异音异义，便一语道破了从善就是有益到可欲之谓善的绵延逻辑：对人好（hǎo），人就好（hào）。[17]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0页。相比之下，大家伙在一起讨论白菜好不好吃、希特勒是不是个恶棍，并且彼此间要么达成了所见略同的共识，要么呈现出各有所爱的异议，则属于规范价值学的领域了。

而从善恶这对人生在世的价值基准入手澄清它们的核心语义，恰恰构成了这种拨乱反正的第一步。说白了，善恶二字在核心语义上的这种普适性，构成了人们能够彼此搞清楚对方做出的任何规范性评判诉求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进行沟通争辩的前提。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学科目录中，就有所谓数学哲学，其实就是数学原理。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现代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又叫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其所谓数理其实就是数学（mathematics）。二、数理：象数，还是代数？ 上节谈到，数理是与象数密切相关的。象数虽与数理密切相关，却不等同。[②] 所谓诗学易，可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199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

[⑥] 王俊龙：《〈周易〉经传数理研究》，第1页。然而王著的这种态度，却也有另一种中国传统的依据，那就是儒家的传统，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13]，将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古经改造为作为哲学著作的《周易》大传。

换言之，作者的雄心不仅在数学、数理逻辑，更在哲学。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13]《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83页。由此看来，王著的太极数理哲学可以归入数学哲学的范畴，即是一种独创的数学原理，即不同于西方的、例如罗素和海特海的数学原理。

运算是变易的抽象反映，事物的变易必然反映在数理的运算之中。这套易理不仅包含了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理，而且包含了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理。[17] 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氏著《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69页。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例如，王著开宗明义便说： 本书所要论证的主要观点是：易卦是数码文字（人体象形文）。[12] 从象数的角度看，易理确实就是一种数理。

不过，哲学这个词语也有另外一种常见的用法，是指的某一门科学的基本原理，诸如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见氏著《〈周易〉经传数理研究》后记，第286页。

二是广义的，泛指《周易》经传中所蕴涵的道理，略与易道相当。（2）不论《周易》的象数，还是王著的数理逻辑代数，都关乎数（number）。因此，这种建构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学术价值。故《系辞下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因此，透过数理的运算可以洞悉事物变化的某些规律。再者，王著并没有明确地以此来解释整个世界、宇宙的生成或者形成，这一点既不同于《易传》哲学，也不同于某些现代数理逻辑学家（例如上文提到的卡尔纳普）。

由此出发，《易传》才进一步谈到圣人如何仿效天地之道，立象设卦。但王著说《周易》义理和数理皆基于数这层意思，还是没有错的。

‘成位况立象，言圣人极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言并天地也。孔颖达疏：‘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

故《系辞上传》说：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理乃是与数相对而言的，毋宁是说的义理。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这就是说，王著的做法至少在两点上是有道理的： （1）不论中西文化，都曾经有一种传统，就是将数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众所周知，真正将量或数量视为世界或宇宙的本体或本原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提出了数是万物的本原的命题，认为1是数的第一原则、万物之母、智慧，2是对立与否定的原则、意见，3是万物的形体与形式，4是正义、宇宙创造者的象征，5是奇数与偶数、雄性与雌性之结合、婚姻，6是神的生命、灵魂，7是机会，8是和谐、爱情与友谊，9是理性与强大，10则是包容一切数目的完满与美好。

上引那段话中，先讲理，然后讲到数，两者相对而言，此理当指义理，此数似乎当指数理，即义理与数理之分。仿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对于《周易》的数理（象数）模型，王著并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是用现代数理逻辑的方法来建立一个独创的数理模型。

于是，在王著中，整部《周易》被处理为一个逻辑演绎系统[⑩]，即数理逻辑的公理化系统。一、易理：数理，还是义理？ 既然是讨论数理，就不能不追究一下理与数这两个字在《周易》文本中的用法。

[21] 王俊龙：《〈周易〉经传数理研究》，第125-126页。[16]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36-44页。

在这个意义上，王著所建构的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哲学，或可以称之为数的逻辑学原理，而王著则谓之太极数理哲学。进一步说，传统易学的象数与义理两个方面，可统摄于更为一般的易理。[12]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第4-8页。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數也。

不过，王著对此不以为然，作者持科学的态度，摒弃这种命理学的传统。然而，这样的建构基于质与量的划分。

[⑥] 这也是在说后一种情况，因为作者是在解《易》，而非圣人作《易》。一方面，就圣人作《易》（设卦）而论，易理（义理）是比数理（象数）更为根本的。

既往之事，将来之幾，备在爻卦之中矣。[22]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6-71页。